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。

原标题:单田芳:我的第一次登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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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人出版社

2018年9月11日下午3时许,一代评书大师单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84岁。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,1954年登台表演评书。2007年1月26日,单田芳宣布收山,《老店风云》是他的收山之作。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,单田芳共表演录制了《隋唐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乱世枭雄》等100余部计15000余集广播、电视评书作品,开创评书走向市场的先河。本文摘自单田芳自传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。

评书小段《留一手》。
视频来源:北京青年报(04:49)

我是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的,前面我说过了,我生活虽然不愁,但全靠老婆挣钱养活,我深感愧疚,早就发誓一定早日登台早点挣钱把这个家支撑起来,靠老婆养活太没出息了。到了鞍山之后,评书演员和大鼓演员很多,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,既给了我广大的学习空间,也为我早日登台创造了好条件,我岂能错失良机?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,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,赵玉峰老先生也极力推荐我。那时候要求登台的也不止我一个人,男女一共有几个人,为此曲艺团专门举行了一次测评考试,还请文化局艺术科的领导参加,如果考中了才能有资格登台,否则就得继续学习。

为了顺利过关,我攒足了气力在家里备课。那时全桂已经怀上了我女儿慧莉,我每天在家摆上一张桌子,前面竖一面大镜子,对着镜子说书,全桂就成了我的辅导老师,一边听一边给我挑毛病,还有几个学员像赵书其、杨秀石、石连壁等也到我家来凑热闹,我说他们就当听众,他们说我们就当听众,彼此提意见找毛病,有时长辈从门前路过,被我们发现了,就把他请到我们家中做指导老师。我记得有很多同行老前辈都参与过这一活动,看来收学生就要收勤快的学生、好学的学生,懒惰是不可取的。我准备了一段评书,叫师徒斗智,这个段子是引用了《明英烈》其中的一段,为了这个段子我铆足了劲儿,可以说是倒背如流。

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!考试那天,我一举拿下了第一名,最使我高兴的是文化局的领导点评说:“单田芳完全可以做准演员哪。”有了这句话就等于奉了圣旨,我的身份一下子变了,由什么也不是变成了准演员,当时那股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。过关之后我要求上台说书,当时鞍山有七个茶社,每个茶社分早中晚三场,可是没有位置腾出来叫我去说,怎么办呢?曲艺团就开创了板凳头儿的先例,什么叫板凳头儿呢?就是正式演员说早中晚三场评书,人家属于正场,时间又好,钟点又正,板凳头儿是什么呢?是晚场没开始之前和中场结束之后,那段空暇时间就叫板凳头儿,后来领导批准我在前进茶社说板凳头儿。

当时正是冬天,眼看快过春节了,我开始加劲备课,曲艺团为了进行宣传,在大街小巷贴出大红海报,上面写的是前进茶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,于正月初一演讲《大明英烈》,欢迎听众届时光临,风雨不误。您听听这真是忽悠,我连台都没登过,算哪国著名评书演员?其实这就是商业运作。我走在街上看着这些海报,心发跳,脸发烧,非常不自在,压力油然而生,赵师爷知道后,鼓励我说:“小子,我对你说过,说评书有三难,这就是第一难,登台难,你一定要有信心,把这关闯过去。”老人家的话对我鼓励相当大,田荣师兄也鼓励我说:“上台不要心慌,凭你那两下子肯定没问题。”虽然他们如此鼓励我,我依然是忐忑不安,老实说春节都没过好,年夜饺子是什么味儿我都没吃出来,走路说书,在屋里坐着说书,甚至连做梦也在说书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

转眼到了正月初一,那天是怎么度过的,简直难以形容,从天亮之后我的心就加快了跳动,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,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,我换好了登台的衣服,拿着扇子醒木,披上棉大衣,赶奔前进茶社,一路上我还在说书,等进茶社之后,屋里头热气腾腾、乌烟瘴气,因为是春节放假,听众比平时多得多,那时正场还没结束,演员是我同门的师姑叫张香玉,我进了休息间候场,把衣服整理好了,扇子醒木拿在手中,那会儿我的心几乎从我的嗓子眼里跳出来,又怕时间到又盼着时间到,心里矛盾极了,正在这时候我听见师姑张香玉说:“各位都别走,下面还有评书演员单田芳给你们说一段《大明英烈》。”我还听见几个人鼓起掌来,不知道是起哄啊还是讽刺,这时张香玉师姑下了台走进休息室,她知道我没登过台怕我紧张,就安慰我说:“别怕,赶紧上台吧!”我说:“好。”于是我把牙关一咬心一横,装作若无其事毫不介意的样子登上了三尺讲台。

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,我的心依然在激烈跳动,两眼发花,往台下一看,似乎每个人都长着两颗脑袋,现在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,怕已然没用,我只好把醒木啪的一拍,朗诵了一首上场诗,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书了,因为我对《大明英烈》这套书相当熟悉,完全可以倒背如流,所以忘词停顿的事是不存在的。但是没有舞台经验,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语速相当之快,头一句话还没说完,第二句就冒出来了,说过十几分钟之后,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,我发现很多人都注意在听,我抖个包袱也有人龇牙发笑,我的心这才平静了许多。板凳头儿是四段书,每段三十分钟,按规定,每说完三十分钟,演员就要休息一会儿,观众也好活动活动,上上厕所,可我太激动了,把这些都忘了,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,忘记了休息,忘记了停顿,虽然是数九隆冬,我浑身上下全都是汗,正在这时茶社的赵经理来在书台前,敲着书桌提醒我说:“单先生你跑到这儿过书瘾来了,你看看都几点钟了?”一句话把我点醒,惹得听众是哄堂大笑,我急忙说:“对不起对不起,今儿个就说到这儿吧,如果您愿意听我明天接着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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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视觉中国

这第一关终于叫我闯过了,我如释重负。散场之后,我问赵经理:“我说得咋样?”赵经理开茶社多年,是个老油条,什么样的高人都会过,他说:“还行,就是说的口太急了点儿,叫人听得心里忙叨,再说的时候你节奏要慢一些。”我听后不住地点头。我还记得第一天登台,我挣了四块二毛钱,因为当时还没有合作,基本上都是单干,除了上交部分公基金、公益金之外,剩下都是自己的,这四块二毛钱,意味着什么?当时大米一斤才一毛八,猪肉四毛五,鸡蛋一个平均也就三分钱,如果老保持这个纪录,就说明每个月可以挣一百多元,比当技术员工程师强多了。头一关闯下来之后,我腰也挺直了,愁云也散尽了,走路也轻快了,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,回到家之后我把四块二毛钱往全桂身边一放,非常自负地说:“怎么样,我也能挣钱了,从今之后,你就在家看孩子吧,我可以养家了。”全桂冷笑说:“你美什么,说评书这种事,得拉长线看活,不能看一天两天。”我说:“你放心吧,我绝对有信心。”

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,只要闯过第一关,十拿九稳会畅通无阻,第一天演出结束后,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,恨不得马上到第二天接着说书,第二天的效果也不错,第三天也不错,就这样日复一日我越说越有劲儿,钱也越挣越多,终于成了板凳头儿大王,也就是说我上板凳头儿的收入超过很多正式演员的正常收入,人得喜事精神爽,由于事业初见成效,对我的推动力相当大,无论是备课听书还是说书我不敢有一丝懈怠。

如果我没记错,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,1956年大年初一登台表演,到了1957年,我已经成了小红人了。我们家擅长说长袍书,也就是像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薛刚反唐》这类的书,但对武侠书很欠缺,为了弥补这个空白,我就请教田荣兄,求他认真指导,田荣说:“干脆这么办吧,我给你念一套《三侠五义》和《小五义》你就全明白了。”我一听正中下怀,这简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好事,于是我们哥儿俩约定好时间,地点在我家。

从打那儿开始,田荣兄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到我家,也不管是刮风下雨、酷暑严寒他都准时不误,我们哥儿俩对面坐着,把房门关闭,以防干扰,他就像说书似的,开始给我讲述《三侠五义》,时不时还停下来告诉我哪个段落是重点,哪个段落可以一笔带过,这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,田荣兄也实现了他的诺言,我学到了一部精彩武侠评书。正是在赵玉峰老先生和田荣兄的帮助下,我的艺术突飞猛进,再加上年轻,身体好,精力充沛,所以演出的收入蒸蒸日上,使很多老前辈和同行们无不刮目相看。赵师爷笑着对我说:“小子,我说得不差吧,虽然你现在已经初见成效,可千万不要骄傲自大,还要虚心学习。”田荣兄也说:“只要你绷紧这股劲儿,认真学,要求上进,将来前途无量。”

对我家来说,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原来是靠老婆养活,现在反过来了,由我承担了家庭的主力,我们在鞍山买了新房,我和赵师爷是邻居,住在楼上楼下,这样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,那时我头脑当中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!

就在那一年的春天,我突然接到一封信,打开一看,不由得喜出望外,原来我父亲刑满释放了,他已经回到沈阳的家。我一蹦老高,跟全桂大声说:“咱爸出狱了,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。”我老伴儿也高兴得不得了,我带了不少钱,坐上火车回到沈阳家里。

我还记得我刚进门的时候,父亲一个人正坐在屋里喝茶,我们爷儿俩几年不见了,这次相见显得多少有点陌生,我进门大叫了一声:“爸,你回来了。”我爸显得不那么亲热,只是用鼻子哼一声,好半天他才说:“听说你跟王全桂结婚了?你也说书了,真叫我大失所望啊,当初我发誓要改换门庭,我恨透了说书这个行当,可是老天爷不睁眼,为什么也叫你说了书?再一个王全桂比你大八岁,怎么能做你的媳妇?这个人我无法接受,你回来看看我可以,但你回去转告王全桂不准进我这个家门。”我听了之后,好像挨了当头一棒,奶奶坐到旁边一句话也没说,接下来我父亲用手捶着桌子仰天长叹:“我是做了哪门子孽?遇上了这么多逆事,今后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!我在监狱苦盼了六年,好不容易回了家,没有一件事叫我顺心,我呀我呀!命太苦了。”老人家说着说着放声大哭,我奶奶也哭,我也哭,我边哭边心里翻个儿,不知道如何向我父亲解释,也不知道用什么法来安慰他。

后来我想到一个主意,那时我妈虽然走了,可我三舅还在沈阳说书,他是去年刑满释放的,依然在沈阳曲艺团工作,他真不愧是个小圣人,跟我妈一样,鼓槌一响黄金万两,生活不成问题,我爸和我妈对我三舅一向尊重和亲热,也许三舅能把他劝好,于是我离开家门以买东西为名,找到了我三舅家。当时我三舅住在沈阳皇寺大街一所不起眼的出租房里,我们爷儿俩见面之后,我一边哭着一边向他讲述了经过,我三舅是个内向人,平时很少说话,但是说出话来极有分量,他听着我的哭诉,一句话也没说,而后站起身来,穿好衣服,拉着我就走,直接回到我家里。在我没回来之前,他跟我爸已经不止一次见面了,但是每次见面我爸对他都十分亲热,三舅进屋之后,把衣服脱掉,好半天没说话。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我爸沉着脸眼里噙着泪水,也没说话。

在十几分钟之后,还是我三舅先说话了,他说:“永魁啊,事情到了这步,只好逆来顺受了,说句迷信话这就叫命,你再难过能改变得了现实吗?香桂走了,那是她的自由,随她去吧,传忠现在说了评书,我听说进步很大,有人告诉我,他在鞍山还是个小红人,看来啊,孩子就是说书的命,这又有什么不好呢,改换门庭不改换门庭有啥区别?你难道还想叫他当市长、省长?咱家有那份儿德吗?你有那种本事吗?既然没有,也由他去吧,他将来在曲艺圈里要成了角儿不也是一件好事吗?你何必这么难过呢?”

三舅的话句句说到点儿上,终于把我父亲说服了。半个多小时之后,我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说:“我认了,不认也不行啊,但是我不承认王全桂是我的儿媳妇,这点不能改变。你走吧,回去说你的书,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。”听话听音儿,看得出我爸的余怒依然未消,对王全桂成见极深,我能走吗?我爸好几年才回到家里,怎么的我也要陪他住几天哪?开始我爸不同意,一个劲儿往外撵我,后来我三舅说话了,说:“永魁啊,你这么做就太不近人情了,孩子大老远回来看你,有那么多的话需要唠一唠!”我爸不坚持了,我三舅在我家吃过了晚饭就走了,屋里就剩下我们爷儿俩,我奶奶回西屋去了。

那时我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,大妹妹在铁路文工团工作,已经结了婚,落户在成都,我二妹妹在抚顺财贸学习,还没有回来,我三妹和四妹被我妈接到哈尔滨去了,现在家里家外就剩下我们三口人。在睡觉之前,我有一肚子话想说但又不敢说,但话是开心锁,不说又不行,于是我仗着胆子打开了话匣子,把我爸没在家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一遍,重点是说到我和全桂婚姻的事,我说:“爸,王全桂没有文化,说话口快心直,这是事实,但这个人心不坏,在咱家最困难的时候,是她挣钱养活了咱全家,没有她我也不可能在鞍山买了房子,再说她已经为咱家生下了一个女儿,也是老单家的骨肉,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接受她吗?”

我说我的,我爸一句话也没说,我一看他听不进去,只好转变了话题,我说:“爸,您判了六年徒刑,我二舅三舅也判了徒刑,这件事到底怪谁,为什么这么严重,到现在我也解不开这个谜团。”父亲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,这才打开了话匣子,他说:“倒霉就倒霉在佟浩儒身上了,在我去天津找你妈的时候,佟浩儒对我说他有个表弟叫王子明,在国民党的时候混过事,现在解放了,没有了工作,你在沈阳路子宽,能不能帮着给安排一个工作,我问他会什么手艺,他说会熏肉,开饭馆,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,哪知道这王子明是假名,他原名叫佟荣功,是佟浩儒的亲堂弟,他又在国民党里做过少将督察处长,这些我全被蒙在鼓里,一无所知,结果吃了大亏,受了株连,落了个窝藏、包庇反革命罪,我恨透了这个佟浩儒,是他给咱们几家带来了灾难,我也恨我自己,处事不慎,才得了这么个结果。”

我又问我爸:“现在佟浩儒干什么呢?”我爸说:“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,我在北京西什库十三号被关押期间,曾经见过他一面,有一次提审,两个人戴一副手铐子,我身旁那个人就是佟浩儒,他趁看守不备,对我说了一句话,永魁啊,哥对不起你。”我爸说到这,连连叹息,接着说:“佟浩儒就是咱家的克星,事到现在,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”我又问道我妈和他离婚的事,我说:“爸,你怎么就同意跟我妈离婚了呢?”我爸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,他大声说:“那时我正在服刑,没有自由,她三番五次找到北京,逼着我跟她离婚,说得冠冕堂皇,政府给她做主,不给我做主,我不离也不行啊。”我一看我爸又要大发雷霆,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,我家虽然是个说书的,但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,我从小就是从棍头下长大的,别看我已经娶妻生子,可在父亲面前,我不敢犟嘴,不敢惹他生气。

简短截说,我在家陪了他三天,后来父亲对我说:“你还得说书,赶紧回去吧。”我临行时对父亲说:“爸,现在我能挣钱了,生活不成问题,我每个月都会给您送钱来。”我爸说:“过去靠的是你妈,现在经过学习了,我也明白什么叫自食其力了,今后我也要改行说评书,不弹三弦了,我还不到五十岁,我相信我还会挣到钱的,这个家用不着你担心。”

在我临走之前,又去看望了我三舅,三舅明白了我的来意,对我说:“你父亲受的打击太大了,一般人承受不了,他没躺下就算不错了,有我帮着他,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的,他说那些气话也是能改变的,你就放心回鞍山吧。”于是我含着眼泪离开了沈阳。

坐到车上,心里边苦辣酸甜涌上心头。回到家里之后,我像泄了气的皮球,把包放到了椅子上,王全桂赶紧问我:“见到咱爸没?他怎么说的?”我没好气地说:“我回沈阳干吗去了?能见不着吗?爸说了,不承认你这个儿媳妇,不允许你踏进他的家门。”王全桂吃惊地睁大眼睛问我:“这是真的?咱爸真这么说的?”我说:“我难道还造谣不成?”王全桂是个急性子,办事情嘁哩喀喳,从不拖泥带水,她二话不说抱起几个月的女儿慧莉,一溜风地就回沈阳去了。我以为她要回沈阳跟我爸去干仗,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,可是拦又拦不住,用我三舅的话说由她去吧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

几天之后,王全桂高高兴兴从沈阳回到鞍山,二话没说,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,递给我说:“你看这是我跟爸的合影。”我当时又激动又高兴,忙问她:“你跟爸把话解释清了?”王全桂说:“都是一家人,有什么解释不清的,我对你们老单家是功臣,所差者就是比你大几岁,咱俩结婚,你愿意我也愿意,难道这还犯法不成,你爸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我进这个家门?我们爷儿俩唠了两天两夜,咱爸也特喜欢咱这个女儿,你看抱着她还照了相。”我听后,如释重负,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打那儿之后,我们经常回沈阳去看我父亲,那时我父亲的情绪基本稳定住了,他每天都到茶社听我三舅说书,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,他立志要改行做一个真正的评书演员。家里的事基本稳当住了,把我解脱出来,我又一个心眼儿的开始说书奋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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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视觉中国

在我女儿慧莉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腊月,我又得了儿子,乳名老铁,学名单瑞林。这孩子又白又胖又结实,非常讨人喜欢。曲艺团终于走上正轨,由个体变成集体,开始评定工资,文化局派专人到曲艺团任团长书记。在评定工资的时候,我被评为第五级,每月工资84元,我老伴儿是每月98元,此后我由准演员变成了正式演员。别看我在曲艺团属于五级演员,每月仅拿84元工资,但我每月的收入却遥遥领先,为此我心里产生了不平,为什么我每个月收入这么多钱,才拿区区84元,而有些老演员他们却拿着高工资,而收入却不及我的五分之一。我是牢骚满腹,难免私下议论,跟知心的朋友发泄。运动一来了,我就成了众矢之的,首先是攀比思想严重,拜金主义至上,我在会上不得不服,可私下里却丝毫未减。

现在回忆起来,人家批评我是非常正确的,那真叫一个帮助。年轻人啊稍微有点小名气,就容易产生攀比思想,尤其在演艺界,更为严重。我当时充其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板凳头儿大王,与那些老艺术家无法攀比,但思想里却滋生了这种恶习,所以奉劝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小有成就的时候,切记戒骄戒躁,应当虚心学习,不要计较名利,有道是功到自然成,强求的结果都是苦涩的。

到了1962年,文化主管部门规定,凡属传统艺术一律停止,演员必须说新唱新。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,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,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,从来就没说过新书,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,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,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新书《铁道游击队》和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有一定说新书的基础,因此他就成了我们说新书的老师,平时以身示范,还开创了一个新书学习班。不管男女演员全都参加了这个学习,要学习如何说新书,我自然一马当先,其实说新书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困难,因为我有文化,喜欢看小说,对许多新书也很感兴趣。经杨田荣一点拨,我马上就可以演出了,除了田荣之外,就属我说新书说的好。我曾一口气说过《草原风火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林海雪原》等三十多部小说,收入并不比传统书差多少,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访向我学习说新书,我也把我个人的体会如实地传授给他们,于是杨田荣和我成为了说新书的顶梁柱。不久田荣被电台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平原枪声》等,颇受人们的欢迎。每到中午,杨田荣的声音覆盖着鞍山地区,从此他从一个茶社名演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,我羡慕得不得了,心说迟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电台,从此之后我在说新书方面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传统评书。

随着我说新书小有成就,个人主义也冒出了头,总感觉到我不仅说传统评书是顶梁柱,说新书也不含糊。那时杨田荣上了电台,随着声望的提高,各单位邀请他的人很多,再加上他每天到电台录书,所以难以保证茶社的收入,而我的收入却比他要高得多,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,84元工资对我来说太少了。不仅是我,我老伴儿比我闹得更凶,她的工资是每月98元,按她的水平以及从艺的年头,应该挣到一百一十一块五,由于她认死理儿,不会顺情说好话。这使她的工资比别的女演员低了一等,为此她更是不平,当时又有孩子,她又闹情绪,所以说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那时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资,所以她每月的工资顶多开四五十元,我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,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,尤其我们当初单干的时候收入多花费大,现在骤然减少,难以适应,每月都往里赔,把我们几年的积蓄都要赔光了。我老伴儿实在不想在鞍山待了,要离团,可是申请了几次,领导不批,后来她一赌气带着孩子离开了鞍山,跑到外面单干去了。我嘴头上说反对她这么干,其实心里支持她,也希望她找个好的落脚地,把我也带出去。

1962年2月,她落脚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,海拉尔的曲艺团正缺演员,对这个主动上门的女演员非常欢迎,当时答应每个月给她开工资180元,尽管如此,当时粮荒还没过去,在外边生活还要花钱买粮票,一斤粮票大约是三到四元,除去买粮票之外也剩不下什么钱,所以她给我来信说你快来吧,这儿的崔团长对人非常好,也希望你参加他们曲艺团,工资跟我一样也是180元,我接信之后,连考虑都没考虑,立马作出决定,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,坐上火车直奔海拉尔。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内蒙古团聚了,说来也怪,我在海拉尔的收入也相当可观,海拉尔属于边远地区,说新书可以,说传统书也可以,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绝活《三侠五义》,结果在海拉尔一炮走红。

哪知好景不长,一个多月之后,鞍山市曲艺团的副团长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尔,要求我们回曲艺团,被我们当场拒绝,我老伴儿更是直言不讳地说:“回曲艺团可以,你给我们多少钱的工资?”石团长说:“这是国家规定,我无权更改,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往上调一调。”我老伴儿说:“那你就回去调整去吧,多咱调整好了我们再回去,老单也是如此。”石团长赌气离开了海拉尔,通过鞍山文化局和海拉尔文化局向我们施加压力,可是有句话您别忘了,山高皇帝远,海拉尔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鞍山市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来到海拉尔,毕竟都是同行,我们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谈,张树岭说:“从公家的角度说我是奉了领导的指示来督促你们回鞍山,从私人的角度说咱们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们,也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们。”当天我请他在呼伦贝尔大饭店吃了烤牛肉,我们边吃边聊,张树岭说:“田芳啊,自古至今,私人不能跟官方斗,小胳膊拧不过大腿,这样僵持下去,迟早你要吃亏,再说现在文化局已经把你家四口人的粮食关系冻结了,粮票又这么贵,你们在这儿虽然挣的钱比较多,除去人吃马喂,也剩不下多少钱,还是跟我回去吧。”我当时大发牢骚,嫌工资太少,不涨工资我是绝对不回去的,张树岭没有办法,只好叹了口气,离开了海拉尔。我跟全桂俩人商量,张树岭说的不无道理,虽然咱俩的工资都比鞍山多得多,但是除去花费真也所剩无几,看来海拉尔也不是咱们久居之地,我想找一个真正单干的地方,老话说得好,好汉不挣有数的钱,我老伴儿非常同意,为了感谢海拉尔曲艺团,我们还是坚持着说了一大截书。

之后我老伴儿又联系上营口的田庄台,在同年的八九月份,我们离开了牛羊成群的海拉尔,来到田庄台,至今回忆起来,田庄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,我在田庄台居然大红大紫,收入超过所有的地方,从腊月到正月我们除去花费还存了4600块钱,这可是1962年的钱,与现在的4600块钱没法相比。

书说简短,过了年之后,我们又到了苏家屯,从苏家屯又到了营口的盖县,一路过关斩将,几乎全是火穴大赚,但是形势不容人哪,人家都是国营或者是大集体,却冒出我这么个单干户,而且收入相当可观,这对挣工资的老艺人来说,负面影响实在太大,因此有人把我告到营口市文化局,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,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艺团的演员,跑出来单干,属于黑户,必须停演。一是形势所迫,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挣不着钱眼气,自然不能说我的好话,迫于这种压力,我又想到女儿慧莉该上学了,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,思前想后再三斟酌,我们还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。当时曲艺团规定我的工资长一级,每月98元。由于私自出走,违反了组织纪律,需要象征性地在大会上做一次检查,另外罚款800元,对于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。还有个条件是收留我回曲艺团,不收留王全桂,理由是她不会新书。全桂冷笑说:“更好,我讨厌死他们了,你在团里说书照顾家和孩子,我到外面单干去,没有你的拖累他们也不会找我。”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,女儿上学了,了却了我一个大心愿。表面上看,孩子上了学,又长了一级工资,是好事一件,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两年多之后,遇上了文化大革命,从那儿开始,受了大罪,倒了大霉,几乎把命搭上,这是我一生中不可饶恕的错误。因为回鞍山是我决定的,这一下子就栽进了火坑,假如在外面继续单干下去,也不会摊上这场横祸,后来我总结说命啊,这就是命,该着倒霉,城墙也挡不住。我又说起了新书,结束了长达一年半在外的奔波。

本文摘选自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,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1年1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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